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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谈他的中国史研究之旅

柯文:在词典里,“自传”(autobiography)通常等同于“回忆录”(memoir)。回忆录不是从各个方面讲述作者一生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一般也只是撷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谈。我的回忆录就是通常所谓的“职业生涯回忆录”,谈的主要不是我的家庭生活、种族背景,或者一生中什么时候走运,什么时候倒霉。我的回忆录讲的主要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究竟做了什么。更具体地说,就是我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演变过程。

您曾经以为,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很不同,但经过多年研究后,却发现“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您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关系?

柯文:我研究过的一位历史人物王韬曾经说过,乍一看,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截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它们是相似的,或是有交集的。两种在许多方面迥异的文化竟然也有相似性,这让我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因此某种程度上也是跨文化的)难题,常常因为人性相通,产生的反应也相似。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王韬通常会做出类似的区分。有一次学生向他请教东方的孔子之道与西方的“天道”的异同,他从中国的一本经典著作中引用了一位智者的话:“东方有圣人(sages)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他总结东方之道和西方之道时说:“其道大同。”很多年之后,他重申了这一立场,并坚决否定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文化才真正重“道”这一偏见。“道”属于全人类。圣智(sageness)是东西方所有民族都具有的一种普世的特质,任何人都能利用之,并珍爱之。恰恰就是因为这一无论身处何方的人都自然而然具备的特质,给了人类以相似的方式处理问题的基础。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出版,320页,48.00元

在处理王韬关于中西文化背后有着共同的人性这一观点时,我对这一宏大的议题变得兴趣盎然,这一观点也逐渐变成了我的史学观的一个重要面向。我对义和拳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传统的说法,几乎在任何方面,义和拳民和西方人都认为对方和自己是完全相反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人将义和拳起义描述成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种代表着进步、文明与启蒙,另一种则是野蛮、愚昧、迷信和排外主义。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学派更倾向于将它解释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

这两种观点都在强调拳民与外国人之间如何不同,而对二者的相通之处不够重视。我的研究发现,当时无论拳民还是外国人,都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双方的冲突,且宗教色彩之强烈让我震惊。由此,我注意到,在总的趋势上,任何一方都视自己为本真、善好的超自然力量——上帝或神仙(gods)的代言人,而对方则信奉无能的伪神,甚至干脆就是邪恶的化身。

对十九世纪末的基督徒来说,上帝之手无所不在。如果上帝愿意他的子民存活,他将拯救他们脱离险境。如果上帝希望传教士继续宣教,他也会确保他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就像一位传教士对于发生在1900年的长期干旱所作的评论那样,“上帝思虑周详”,“会降雨舒缓灾情”。而同时代的中国人,拳民也好,非拳民也罢,也都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包括下不下雨,归结为由上天或“神仙”掌控。

还有,传教士将义和拳运动看成是魔鬼的力量,要多邪恶就有多邪恶;义和拳民则将传教士,甚至所有的外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都看成是人世间一切邪恶的根源,是“神发怒,仙发愁”的直接原因。义和拳的揭贴对“天无雨,地焦旱”这一自然现象的解释,也完全嵌入在宗教结构之中。这些揭贴给了义和拳运动的参与者一个清晰的行动纲领,指引他们如何做才能让神不再发怒,人间重获太平。

柯文在上海演讲,右为复旦大学经济史家汪熙,摄于2003年11月。

您的老师史华慈与费正清对您有什么影响?

柯文: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教我的老师主要就是史华慈与费正清。他们很不一样。费正清对中国非常痴迷,有时你感觉他只愿意跟人聊和中国有关的事情。史华慈跟费正清就不一样,他什么都愿意聊,只要他感兴趣的就行,他不只关心中国。他们两位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但各不相同。费正清为我做过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比如我开始教书后,每次我发表了论文,只要邮寄给他,不出一星期,他就会回信,给我一些评语和鼓励。但如果我邮寄给史华慈,要得到他的回音,一般是半年后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去史华慈的办公室找他,他可以坐下来和你聊一个小时。但费正清的办公室门口通常会大排长龙,他只给每个人五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必须长话短说。费正清没有史华慈学生多,但他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空闲时间反而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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